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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丨女性题材电影，东西方有何不同？******
从41年前首部电影《原野》惊艳亮相威尼斯，到中国电影成为各大电影节的“常客”，从功夫片一枝独秀到各种类型影片频频走出去，中国电影已成为外国观众了解中国的窗口。中国电影如何更好地反映当下、让世界通过电影了解中国？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著名导演李少红与上海大学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著名电影制片人马可·穆勒展开对话。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中国电影如何拉近东西方距离？来源：中国新闻网
曾执导过《红粉》《四十不惑》《橘子红了》《大明宫词》等多部女性题材作品的李少红认为，应该鼓励包括女性题材在内的现实题材电影交流。
曾担任过多个国际电影节主席，把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贾樟柯等中国导演推向国际舞台的马可·穆勒认为，丰富多样的中国电影可以让国外观众更多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电影“走出去”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国
中新社记者：1981年马可·穆勒先生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顾问时，将中国影片《原野》带到威尼斯，碰巧《原野》也是中国新闻社出品的。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让您将《原野》这部影片从中国带向欧洲？
马可·穆勒：1981年年初，有几位国内朋友告诉我，一家新公司南海影业正在做一部电影《原野》。我非常喜欢曹禺的话剧，也看了《原野》，发现这是个女导演的处女作，我就问可不可以跟该片导演凌子认识一下。凌子后来又介绍了更多的女导演给我认识，我那个时候觉得中国终于有了非常强、非常活泼的一批新的女导演。
电影《原野》海报，来源：网络中新社记者：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有什么特殊意义？
李少红：这个过程让我们打开了眼界和世界观，同时也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1992年的《四十不惑》是我们这一代现代题材的第一部去欧洲电影节的影片，能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对西方来讲非常陌生，尤其是现实生活。我能从记者的提问中感受到他们想通过影片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实题材的影片能够出去是非常重要的。
马可·穆勒：那个时候这些电影都是新生代导演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它们真的是丰富多样，他们所探索的方向不是一致的。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想通过这些电影让国外的观众，特别是欧洲的观众多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国际获奖和国内获奖之间的关系？
马可·穆勒：上世纪90年代应该是中国电影的热门时代，几乎每个大电影节都会有一部中国主竞赛影片，国外的发行也会考虑多买几部中国影片。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国外会有热门的中国电影？因为那个时候好多电影都是有商业价值的艺术片，或者有高艺术品质的商业片。我真的非常敬佩那些导演所作的贡献，让更多的人马上就可以看懂，可以理解。
李少红：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获奖，对我们的艺术创作都是肯定和鼓励。国际上获奖是从中国发展的故事和东方文化的角度去欣赏这种艺术价值，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肯定。国内的鼓励则更直接，因为我们的创作反映的是中国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这种肯定更重要。
女性创作丰富了世界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女性导演、女性题材创作对整个电影产业的贡献？
李少红：我觉得女性视角和女性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这个世界。作为女性导演，我们很自觉地在做这种观察和表达。《红粉》1995年在柏林电影节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之后我自觉地在影片创作中采用女性视角，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这也形成了我自己的创作特色。
马可·穆勒：每几年，中国电影中就会出现一两部女性题材影片，真实地为中国女性发声。如从凌子到黄蜀芹、李少红等第四代、第五代有代表性的女导演，以及最新一代的李玉导演作品，都让外国观众深入了解中国女性的世界观，以及她们对社会的观察和探讨。
中新社记者：在女性题材电影中，欧美影片与中国影片有什么异同？
马可·穆勒：我认为二者差异不大，但中国女性题材电影，不仅是女导演拍，也有男导演拍。例如张艺谋导演作品《秋菊打官司》就塑造了一个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奋斗的女性角色，这部电影获得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曾获第5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圣马可奖的田壮壮导演作品《小城之春》，也是由男导演拍摄的中国女性题材电影。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大家都觉得他擅长执导动作片、侦探片，但是他每拍三四部影片，也会考虑拍一部女性题材影片。
中新社记者：当今的女性观众与30年前有什么不同？如何看待女性意识的觉醒？
马可·穆勒：在中国电影市场(作品)多样化之下，现在中国女性观众可以看到多种类的电影。以前，特别是西方和日本的女导演拍摄的电影受众是三四十岁的女性。现在的导演无论男女，他们电影的目标受众更年轻，观众也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电影。近年来中国电影的成就之一，就是女导演也开始拍类型片。
李少红：从个人经历看，我的女性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以前我们有句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是说妇女也有平等工作的机会和权利，同时也降低了性别差异意识。改革开放后，女性更加关注和思考自己的存在价值，争取在社会上的独立性。现在我和很多年轻女导演交流的时候发现，她们都非常自信地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知道在自己想创作的题材中，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应该坚持什么。
中新社记者：《世间有她》这部电影如何表现当今女性的生存状态？
李少红：这部影片三位导演都是女性，我们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以女性的视角观察生活，观察女性在困难中如何面对情感和家庭问题。另外，从不同地域表现来说，张艾嘉导演在中国香港，反映了与内地不同的情况，陈冲导演反映的是一对分离在两地的情侣的情感。影片多元表现了最普通的妇女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
马可·穆勒：《世间有她》特别展现了在困难时期家庭中出现的很多矛盾。三位女导演很清楚如何真实展现这些问题和主人公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世间有她》在内的许多中国电影都具有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突破力，能够引起国外观众对中国女导演作品、中国女性题材影片的重视。
以电影促进中外对话任重道远
中新社记者：在促进以电影为媒介的中外对话中，电影人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马可·穆勒：我认为需要考虑中国电影在国外可能会遇到的文化差异。这方面可以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翻译、释义帮助国外观众理解中国电影，进而引起他们的共情。
李少红：东西方文化确实存在差异，需要更多宣传和推广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从创作上，可以多关注包括女性题材在内的现实题材电影交流。性别的表达是世界的语言，不存在障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无论男人女人，都能感同身受，这样的作品应该多一点。我们在电影节或电影展映上看到这方面题材的影片，也会非常感兴趣，虽然讲述的是其他国家的人遇到问题是怎样应对的，但其实和我们没有什么差别。
“变”与“不变”，中共二十大向世界传递大国外交的“中国声音”****** (中共二十大·观察)“变”与“不变”，中共二十大向世界传递大国外交的“中国声音” 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变”与“不变”，中共二十大向世界传递大国外交的“中国声音” 中新社记者 黄钰钦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当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下这句名言时，或许没有想到未来将在国际政治领域被多次引用。 当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挑战与希望并存，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成为一道全球性必答题。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给出的答案清晰而明确。 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连续出现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中。这一源于中国传统天下观的理念因应时代之变，传递出中国在变局中的世界观。 “在百年变局中，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如何选择，对未来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指出，选择和平还是战争，选择开放还是封闭，选择合作还是对抗，直接关乎未来国际局势演变。 当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命运与共”既是中国的世界观，也是中国外交实践的缩影。从“一带一路”倡议搭建开放合作平台，到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应对现实问题，在轮船的鸣笛、在码头的装卸、在桥梁的建造、在工厂的轰鸣中，互联互通的全球合作网不断搭建，合作共赢的故事不断被讲述。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分析称，二十大报告明确给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答案，具有世界性意义，既表明中国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也传递出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避免所谓大国竞争甚至冲突的陷阱。  资料图：2022年9月26日晚，北京长安街沿线国庆主题花坛亮灯，市民在参观军事博物馆前广场布置的“命运共同体”花坛。 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作为观察中外未来互动方式的重要窗口，外界通过中共二十大报告发现，从“变”与“不变”的维度可以听到中国外交声音。 在报告中，无论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无论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还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态度，都与中国在不同国际场合宣示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 对此，高飞表示，在确定性成为稀缺品的世界变局中，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展现出中国重大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将为处于变局中的世界注入难得的确定性。 与此同时，外界也注意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在提出后，被写入中共党代会报告。有评论指出，两个全球倡议，对应到国内正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思想，创新、开放、包容的全球治理方案，正是中国新发展理念的镜鉴。 “在百年变局中，中国外交政策需要应对时代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朱锋分析说，两个全球倡议写入中共二十大报告，既能看到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因应时势更新发展，也能看到中国同世界的深度融合。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坚定选择一条道路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余说“不”。在二十大报告中，中国不仅发出“要做什么”的主张，也对外传递出“不做什么”的鲜明态度：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 朱锋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21世纪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的主张和反对，是基于百年变局中世界权力分配结构改变的客观态势，站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角度，更好推动世界走向互惠包容、合作共赢。 “当世界站在十字路口，中国鲜明表达出要什么与不要什么，将与发展中国家一道促进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高飞进一步表示，清晰的答案让世界听见大国外交的“中国声音”，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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