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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去年共接报处置群众报警求助678万起 出动警力1825万人次******

　　110民警接警　安徽省公安厅供图

　　中新网合肥1月10日电 (记者赵强)110接处警工作是打击违法犯罪的第一关卡，维护安全稳定的第一防线，服务人民群众的第一窗口、执法办案的第一环节。记者10日从安徽省公安厅获悉，去年该省共接报处置群众报警求助678万起，出动警力1825万人次。

　　一年来，安徽省公安110积极拓展报警渠道，更好满足群众报警需求。优化12110短信报警服务，为听力、语音残障人士和特殊环境报警求助提供安全快捷途径。开通“微信110”、物联网报警渠道，完善校园、银行等重点部位“一键报警”措施，不断促进报警服务智能化、可视化、便捷化。积极推动110与12345、119、水电油气热等热线对接联动，为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专业的公共服务。

　　滁州民警救助受伤群众 滁州市公安局供图

　　此外，一年来，安徽省公安110立足防范严重暴力犯罪，最大限度把警力摆上街面，提高见警率、管事率。日均投入社会面巡防警力2.8万名，屯警街面、动中备勤。在118处重点部位严格落实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和“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期间，安徽省启动高等级防控勤务，加大对夜市、大排档、酒吧、KTV等场所的巡逻力度，抢劫、抢夺警情下降23.4%，打架斗殴警情下降32.1%，盗窃警情下降11.4%，社会治安秩序稳中向好。

　　与此同时，一年来，安徽省公安110坚持法治思维，狠抓规范化建设。制定了《110接处警工作实施细则》，统一接处警程序，规范现场执法标准，提升专业化工作水平。针对人员失踪警情出台规定，统筹资源手段开展查找，最大限度减少群众遭受侵害。为做好青少年儿童防溺水工作，联合民政、水利、应急等部门，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防溺水专项行动，对4000余处重点水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消除风险隐患1.5万个，设立警示标识和防护设施2.3万个，在中小学举办防溺水安全教育2.2万次，不断提高青少年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据介绍，接处警工作中，广大公安民警、辅警在危急关头冲锋在前，在生死一线义无反顾，竭力保护群众安全。为进一步激励警心、鼓舞士气，安徽省公安厅选出了2022年十大110接处警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滁州民警三进火场救助被困群众；明光辅警崴脚追捕2公里制服嫌疑人等。(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