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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风采丨“玫瑰姐姐”的玫瑰人生：让川西高原绽放“致富花”******
中新网成都10月7日电 题：“玫瑰姐姐”的玫瑰人生：让川西高原绽放“致富花”
作者 单鹏 安源
一片片香气浓郁、外形饱满的玫瑰鲜花片进入流水线，经过投料、提取、回流、接取纯露等工艺流程，淡黄色的玫瑰精油从大马士革玫瑰中提炼出来，9月中下旬，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的大马士革玫瑰进入采摘尾声。“每当玫瑰花开时，村民们满脸都是丰收的喜悦和灿烂的笑容，看到他们幸福，我就很快乐。”“玫瑰姐姐”陈望慧表示。
陈望慧参加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安源 摄陈望慧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小金县达维镇冒水村党支部书记。曾有人说，“小金玫瑰”从无到有，经历了很多坎坷，玫瑰姐姐用“疯子”的想法、“傻子”的做法，成就了“小金玫瑰”产业，用一朵玫瑰花致富了千万家。
作为四川涉藏地区特色产业扶贫的样本，近十年来，“小金玫瑰”蹚出一条“致富路”：“世界高原玫瑰之乡”小金全县种植玫瑰1.5万亩，覆盖了13个乡镇、46个村，辐射带动3200多户2万余人增收。
陈望慧查看玫瑰生长情况。受访者供图2011年，在外经营餐饮生意的陈望慧被选为冒水村村主任。冒水村坐落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脚下，这里土地贫瘠、野猪肆虐，是典型的贫困村。
谈起小金县最初为何选择发展玫瑰产业，陈望慧笑言小金的玫瑰产业是“被野猪啃出来的”。2011年，陈望慧在高半山查看被野猪破坏的庄稼时，意外发现地边几株玫瑰含苞待放。因为花茎带刺，野猪无法啃食。这一发现让她萌生了种植玫瑰花的念头。在先后前往7个省考察学习玫瑰品种和种植效益后，2012年，陈望慧在冒水村成立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村干部和党员带头试种下，60多亩玫瑰花开得很好。后来这批玫瑰花运到甘肃兰州苦水镇加工，提炼出的玫瑰精油得到同行和专家的一致认可，他们认为小金县种植环境绿色生态，而且玫瑰花期长、含油量高、香气纯正。这让陈望慧更加坚定发展玫瑰产业的想法。
“小金玫瑰”的发展并非一路坦途，其今天蒸蒸日上的场景背后，是老百姓从“不愿种”向“自愿种”的转变。玫瑰花虽然每年都种，但有的老百姓将信将疑，打心眼里不认为玫瑰花能代替庄稼，花田管理并不用心；再加上玫瑰品种不够优质，早先“小金玫瑰”成活率很低。陈望慧只好提高价格收购鲜花，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同时更新品种，改种产量和品质更优的大马士革玫瑰。
陈望慧(左三)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渐有起色后，陈望慧加大投入，在村里建起玫瑰加工厂，引进生产线进行玫瑰精油、纯露、花茶、酱、鲜花饼的加工生产，采用“支部+合作社+公司+党员+农户+基地”发展模式。该模式不需要流转农户土地，老百姓在自己土地上多劳多得。随着“小金玫瑰”的名声在外打响，玫瑰不愁销路，老百姓脸上也露出灿烂笑容，“死心塌地”地跟着陈望慧种植玫瑰。
“以前一个村100多户人家，只有三四家是‘万元户’。种植玫瑰后，几乎家家户户的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望慧说，除了显著的收入增长，玫瑰还促进民众思想观念转变，“现在大家对生活充满激情与自信，也越来越团结，期盼着共同富裕。”
疫情发生后，“小金玫瑰”出口保加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国家的海外订单被大量取消。面对市场压力，此前只负责玫瑰种植和加工的陈望慧主动投身销售前线，背上玫瑰精油化妆品来到广州开辟新市场，建立新销售渠道。“产业发展不遇到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疫情平稳后，市场会逐渐回暖，我对此很有信心。”陈望慧表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陈望慧心中还有一幅更大的蓝图：将玫瑰产业与乡村振兴衔接起来，在一产、二产基础上发展融合高原玫瑰与红色文化的文旅产业。“种植玫瑰后，每个村有每个村的风景。”陈望慧称，冒水村正在更新基础设施，不少村民也抓紧装修房屋和庭院，为吸引游客“蓄力”，“未来乡村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完)
东西问丨郝亚明：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中新社天津1月15日电 题：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专访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 作者 张少宣 孙玲玲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历经三年，站在现今人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的时间点上回望过去，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言行仍不时出现。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针对新冠疫情，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和作为，对全球抗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郝亚明：首先，歪曲事实，不利于世界各国科学应对疫情。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 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疫情早期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这些种族主义论调既对科学界严肃认真地认识新冠病毒产生干扰，也导致不少国家未能科学及时防控新冠病毒。 其次，破坏互信，不利于世界各国团结应对疫情。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肆意将疫情源头、疫情应对、疫情责任政治化，极大破坏了全人类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氛围。 少数西方国家官员及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全球合作，延缓了动员全球资源应对病毒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第三，以邻为壑，不利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疫情早期，西方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如瑞士的抗疫物资多次被邻国截取；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间因截留过境医疗物资不断引发纠纷；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欧美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以致过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陷入疫苗严重短缺的境地。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8日，旅客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区域。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民族主义现象？ 郝亚明：民族主义表达的意涵大致有两个，一是赋予某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与被贴上邪恶标签的种族主义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 广义而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力量、汇集资源、鼓舞信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7日，英国多佛港，往返于英法之间的车辆在入口处排队等候。中新社记者：面对新冠疫情，温和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其分寸？ 郝亚明：要系统透视新冠疫情中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在于国家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可以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国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初衷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 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是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 面对疫情，极端民族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少数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二是少数政客、媒体、组织恶意将本国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等行径，除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特征，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 郝亚明：2020年3月24日，十位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这很危险。 一方面，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已促使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要克服狭隘性与排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成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整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  2023年1月8日，一批在越务工的中方人员经东兴口岸回国。翟李强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亚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只有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合作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各国福祉相互依存。未知病毒最终证明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若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或会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完) 受访者简介：  郝亚明，法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美国种族问题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多年持续参与中央部委的咨政工作，承担研究课题多项，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获高层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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